时间:2019年04月15日 10:48:20点击:1495类别:生活感悟
一月的时候我写了一篇《这个时代的文化商人》,大概的意思是:如果一个读书人一昧地谄媚权贵,或者掉进钱眼里了,那大概是没什么资格被称为“知识分子”的。我在里面说的“知识分子”,有两重内涵,一是从事知识、思想和观念的生产和创造性传播,二是他对自己所做的事业有一定的“担当”,或者说,有一种“使命感”。我在文章里也说了,并不反对知识付费,也不反对知识分子去赚钱,甚至我也没说谄媚权贵和掉进钱眼里是不道德的,只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,要略高于一般的道德标准而已。
读者的回复都算合情合理,其中有一个这么说:对于知识分子来说,合乎道统又不让自己过得太惨的办法,有哪一些?什么算“过得惨”呢?在古代,知识分子饿死都不一定算惨,伯夷、叔齐不食周栗,饿死在首阳山,这是知识分子有气节的范例。如今有博士学历的知识分子,就算不在高校里教书,做点别的,怎么也不至于饿死,但现在我们不能说饿不死就不算惨。这里面,归根到底还是“尊严”二字。
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尊严标准。这个时代最讽刺的一点,就是我们的大环境明明是不正常的,但大部分人为了掩耳盗铃,总假装它是正常的,并以此来塑造自己的尊严感。在一个房间里有大象的环境里,一方面,知识分子是最容易看到大象的群体之一,这个大象也很清楚,另一方面,知识分子顶着“中产阶级”的帽子,社会和他们自己,会按照中产阶级的标准去要求他们。大象把一部分对它的存在完全闭嘴、甚或进行讴歌的知识分子,用高官厚禄养起来,将他们树立为知识分子的典范,这样一般人对知识分子的财富期待就更高了,对于那一小部分大声呼喊的,大象可以轻易剥夺他们生存的资源,让他们活得毫无尊严。
因此,面对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,也就无怪乎一个普通人会说,哎,这混得也太差了,看那谁谁谁,都拿什么什么津贴了。
也不是说,不想闭嘴的知识分子,就没有可能活得体面,体制外的资源紧张,但体面的获得方式还是有的,只是有很大的运气成分。我自己就是机缘巧合之下,找到一份在体制外教书的工作,可以一边教自己喜欢的东西,一边写自己想写的文章,但就如一位了解其中曲折的老师所说,我的经历不太容易推广给别人。
大概一两个月前,有两个年轻的博士朋友找到我,问我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工作给他们推荐一下,我大概跟他们说了一下状况:首先我已经自己出来开工作室,还没站稳脚跟,暂时也招不起人,我原来的地方或许会招人,但他们都想招有教学经验的。我当初也什么经验都没有,但他们还愿意给我机会尝试,也就是说,事隔几年,这一行入行的门槛已经高了不少。
我也感到有点难过,因为我还没厉害到可以给别人创造工作机会,我还没办法为别人创造资源。我倒是有一些开公司的朋友,有一次另一个朋友说到,要是能给每个文科学者(当然理科学者也是知识分子,不过在这个推崇科技创新的时代,他们的生存处境没有那么艰难)一个月开两万的工资,让他们去做自己喜欢的研究,隔一段时间交一份研究报告就可以,那中国的人文社科应该能出很多一流的学术成果。我那做老板的朋友瞪圆了眼睛,说:“两万?他们那破研究报告哪里值两万?”这大概能反映市场对文科学者的看法。
对于不想去体制内学校的知识分子,还有一个选择,那就是给媒体写文章。2012年来,有两个趋势给传统的市场化媒体带来严重的打击,一个是新媒体的崛起,另一个是传统媒体的大范围官媒化。在这两个趋势之下,能给逃离体制的知识分子提供的撰稿机会颇为有限。就我的了解,财新、经济观察报、凤凰、澎湃和界面,都有发表思想性文章的栏目,稿酬介乎千字五百到一千之间。有时我的朋友也会在港台的媒体发表文章,不过和十年前相比,现在港台的媒体,在稿酬上已经没有什么优势。
当然,也有一些知识性的新媒体,有着相当可观的收益,比如果壳、Know Yourself和利维坦这样的微信公众号,得到和喜马拉雅上的音频课程,在行、悟空问答和微博上的专业问答,不过指望每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这些平台上分一杯羹,甚至靠它们过上体面的日子,未免有点不切实际。就微信公众号来说,空手将一个新的公众号做成爆款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,如今想做一个知识性的公众号,还要靠它来养活自己,基本称得上是人生豪赌了,除非是微博或知乎大V转战公众号,但这属于引流,不算空手。其他知识付费平台愿意吸纳的知识分子,大部分本身就有一定的名气积累,并且不能对体制有过分的批评,否则平台本身也要担风险。
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与学术研究相关的收入来源,稍微零散一点。比如某些政治文化部门下面的项目,意识形态较淡,与实证研究的精神相容;有一些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,会突发奇想设定一些人文社科研究的项目,找专业的学者来操刀;一部分短期的学术课程,在招募导师的时候对不在体制内的学者也是欢迎的。
不过,上面所说的这几种知识分子在体制外谋生的方式,传统媒体、知识付费平台和教育研究项目,许多时候都是锦上添花,而不是雪中送炭。这里面有个知识分子一直不愿意挑明的潜规则,那就是在知识分子中间,也是要讲“人脉”和“资源”的。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固然不用说,发论文、评职称、申请项目,哪个不需要人脉?研究生招生资格、项目内部的名额和经费、学术刊物的编辑权力、各种奖项头衔的评审资格,都是可以交换的资源。我博士毕业的前两年在外面已经有了工作,常年不在学校,有一回系里要所有未毕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去听一个讲座,没有去的以必修不过论处。我后来才知道,是系里新来了一个年轻老师,自告奋勇去做专业带头人的助理,他邀请了与他相熟的《世界哲学》的主编,给我们讲如何发表论文,又怕学生不去听有损自己和朋友的颜面,就拿着鸡毛当令箭,以必修不过相要挟。这件事里面的交易,一边是发表论文的资源,一边是讲座带来的名气和报酬,在国内学术界实属平常,只是这次他们的吃相有点难看而已。
在体制外,知识分子之间的“人脉”和“资源”没有那么赤裸裸,但也是存在的。比如我上面说的一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,他们的编辑和策划,可以决定和谁约稿,甚至决定和谁长期合作。这里面不乏有一种情况,即有的选题,只能由某个作者来写,因为关于那个问题,他是最了解的人。这样的话,即使编辑原本和那个作者不认识,也会想办法联系到作者,询问作者的写稿意愿。比如,像我这样完全不会“经营人脉”的,偶尔也会有新的编辑跑来找我,问我愿不愿意写关于某个问题的文章。大多数时候,一个栏目的编辑,并没有严格限定栏目的选题,所以对于找哪一个作者来写,编辑有充分的选择权。
这种事难以一概地评价好与不好,只能说实属无奈。我们当然希望,机会完全公平地依照作者本身的水平来分配,水平高的,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机会。只是掌握这些机会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,是人就会有偏好,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讲亲疏远近。我周围尽是遭遇配不上才华的朋友,但偶尔也会看到一些人,凭借卓越的人脉经营技术,一步步攀上和自己才华不匹配的社会地步。不过,换一个角度来看,如果一个作者涉猎非常广,写稿速度快,又认识比较多的编辑,那他获得的撰稿机会就颇为可观,要养活自己完全不成问题。
去年年初我在香港见了张洁平。我问了她一个问题:从一个知名记者变成一个知名媒体的执行主编,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?她说,最大的感受是自己从一个资源的分享者变成一个资源的分配者,她希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,把好的资源分给那些好的作者。尽管“端”这两年遭遇经营困难,洁平后来也离开并创建了matters,但这种心态还是让我颇为羡慕。
说来,我也不是没有想过,自己是不是能成为一个资源的提供者。2015年暑假,我去成都见了周志羿师兄(很多人可能只知道他的网名“问月生”)和吴敏师姐,他们很支持我去做一个“书院”的想法,但周师兄意味深长地对我说,你去搞这个,自己的角色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,你不再完全是一个学者,甚至不完全是一个教育者,而是一个经营者,你的学术研究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,对此你要做好思想准备。其后尽管遇到一些殷勤地想给我投资的朋友,但我都没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实现模式,直至我被自己的读者推上了自创平台的道路。
2017年8月到2018年4月,我做过十几期的“加缪讲座”,是通过千聊进行的在线讲座,涉及《牡丹亭》、言论自由、俄国革命、城市空间、实践理性、女权主义、人工智能、内圣外王,甚至包括宇宙历史。每一次讲座1.5到2个小时,报酬是1000元,我定这个的标准是:如果别人让我讲同样时间的一次在线讲座,抛开人情的考虑,我心理预期的报酬是多少?我找的基本是在自己领域有相当造诣的青年学者,通常都是我找到人了,就让他自己选题,我对他讲什么和如何讲都不做任何限定。有的人跟我抱怨说有的讲座讲得太学术了,听不懂,我说那太好了,不然我们和“得到”上的音频课有什么区别?
“加缪讲座”一度反响相当不错,许多人建议我把这个往大了做,注册成公司也未尝不可,说不定可以让一些深藏不露的学者打响名头。不过做大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,一个是我一直没有花太多的资源去做宣传和推广,所以讲座收益与我们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。我的一些读者帮我做讲座海报、整理讲座稿,都是义务性的,但我知道一个平台光靠义务劳动无法持续太久。后来有个朋友给我投了一笔钱,属于捐赠性质,一样解决不了坐吃山空的问题。我想从经费里拿出一点,给各地的读者弄读书会,扩大加缪讲座的影响,但很快就收到警告说,可能会被当成有组织性的活动。当其中一个讲者被有关部门喝茶以后,我们将讲座暂停,然后停到了现在。
最让我矛盾的一点在于,我始终无法投入全部心思去做一个平台,这跟我的自我定位有关。我从不觉得自己适合做一个经营者:我不善于协调各种利益冲突,我学不会怎么去把各种现实的限制视作前进的航道,而不是让人恼怒的障碍,我更加无法在自己所投身的事情上一直做一个配角。我认为自己是作者、学者、师者,或者说,我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知识分子,一旦偏离于此,我就会产生严重的身份焦虑。
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情况和我类似:知识分子的身份如此让我看重,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也确实没有另外一个让我珍视的身份。尽管自由派(在某种意义上,“自由派”和“知识分子”在我看来是同义词,至少在这个时代是这样)不是不可以爱国,但我爱的是这片土地上一些很具体的东西,我对“中国人”这个身份没有一种执着的认同;我现在已经完全拒绝被称为“潮汕人”,我不认为我在哪里出生,就足以决定我的族群身份;我可以大方地说自己是“深二代”,不过就像我在两个月前的系列文章里所说的,“深二代”这个身份并没有多少价值内涵,它没办法给我一种真正的归属感。有时我还挺羡慕一些基督教或女权主义的朋友,至少他们还有另一个给他们赋予意义的身份。
我们回到前面说的那个问题:对于知识分子来说,合乎道统又不让自己过得太惨的办法,有哪一些?如果家里没有矿,运气不够好,不想混体制,不善跟人打交道,还不肯放弃传道授业,那我们不妨降低一点点“体面”的标准,或者,我们完全没必要从物质生活层面去定义“体面”。知识分子赚钱不可耻,没钱也不可耻,这地上到处是钱,可我就是捡不到,那也没办法。我一直觉得,只要不打算结婚,外界强加给自己的标准可以少一大半,这也是我倡导不婚主义的原因:婚姻其实是当代世界陈规旧俗的集大成,它和爱情也没有什么关系。
有的人看到这里会说,写了这么一大通,到头来一点实用的法子也给不出来啊。莫说我没法子,我觉得大象也不会有什么法子。中国现在每年毕业的文科博士有两三万人,加上海归的文科博士,数量极其庞大,高校新增的教职,包括不断兴建的马克思主义学院,只能吸收其中的一小部分,剩下的那些也越来越难被(不算完全自由的)市场消化。如今还兴起了整肃意识形态的风气,一些老师被下课,一些学生当起了告密者,出走体制的文科知识分子会更多,他们也得到市场去寻找生计。如果经济再有个三长两短,这一批人马上会成为让大象眼中的高危群体。
这种时候,我又有什么资格来给出什么法子?
楼主@大井装逼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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